2012年，蔡金昌在作技术要点的讲解

上世纪90年代，蔡金昌为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制装

蔡金昌，1956年生人，北京一商红都服装服饰有限公司设计研发中心主任。

【人物简介】

蔡金昌 1956年生，北京一商红都服装服饰有限公司设计研发中心主任，多年来为国内外重要领导人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制装。2011年，蔡金昌获北京市商业服务业中华传统技艺技能大师称号。2013年，带领红都设计研发中心设计制作的“盛世国服”获得中华老字号时尚创意大赛金奖。

为毛泽东、周恩来等缝制过衣服的北京一商红都服装服饰有限公司，是制衣人蔡金昌工作了快一辈子的地方。从一针一线练手针的学徒，到成为公司设计研发中心主任，蔡金昌在服装定制这一行一干就是37年。踏实、技术、精细，是他在采访中提到的高频词，也是支撑他这30多年如一日在服装定制这一门手工艺上精益求精的信条。

“我给你拱一针吧，你可能没见过。”蔡金昌自顾起身绕回窗边的工作台，捡起布料和针线，很快将注意力收归到做活上。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的一下午，“不太会说话”的蔡金昌经常感觉找不到词语和句子来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思，便动手展示起来。

“我常跟学员们说，不要把它当成一件西服，每一步都要想着在做一件工艺品，要求就不一样了。0.1、0.2厘米，差一点点都不行，怀着这种心态去做它，就能做好、做细。”蔡金昌说。

为领导人缝衣衫的人

蔡金昌在1979年进入红都工作，现在是红都设计研发中心主任，管理着核心技术部门。他工作了近40年的地方——红都，从成立到现在也走过了半个多世纪。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需要有崭新的形象，北京一时寻找不到合适的西装裁缝。当时上海，活跃着一群技艺精湛的西装、中山装裁缝。1956年，在周恩来总理和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的安排下，208名来自上海波纬、雷蒙、造寸等21家服装店的裁缝被选拔到北京，其中最著名的7家合并成立了友联时装厂，后更名为北京市红都时装公司。

红都1956年从上海迁到北京，主要面临三大任务：为中央领导、出国人员、驻京使团服务。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都穿过来自红都的“红色裁缝”制作的衣服。

蔡金昌当年是通过社会招工进厂的。他说，当时也没有特别想做这一行，“后来住家院里有跟父亲一辈的长辈在这个厂，听他说起工厂的情况，觉得服装还行。”但去了后他却很刻苦，一个男孩子晚上回家自己练手针。公司后来发现他是个好苗子，就从流水线上“拔”出来，跟几个大师傅先练手针，再学机器。

像对待生命一样去对待手里的衣服

说起进厂后这么多年难忘的事，蔡金昌谈到了两个“紧急时刻”。

一个是上世纪80年代，中央乐团演出突然要做燕尾服，蔡金昌他们从什么都不会快速上手，结果却得到了肯定，当时别的乐团看到后都想做。于是那几年，红都做了很多很多燕尾服。

另一桩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红都当时负责相关官员和裁判员的服装，组委会提前估计大概有多少人，尺寸范围，有不合适的派人马上重新量，工厂待命裁剪，8小时必须完成。“没有解决不了的，你要去想，别老在那儿怨。想简单了其实挺简单，想复杂了就麻烦了。”蔡金昌说。

作为一个老匠人，比起说历史，蔡金昌更喜欢聊的是工艺的细节，“袖子必须得这样，看这一部分，圆顺、很柔，没有勉强的东西，非常自然。”“魔鬼藏在细节里。”蔡金昌小心轻抚过袖口、衣领，把衣料托在手掌上面凝视，就像对待一个有生命的物体。

他说，目前设计中心有30多个学员，学员都很踏实，很规矩，大家用心做事，不会吵吵嚷嚷的。“再过两年队伍就能成型，一代带一代。”蔡金昌望向他的学员们，一个个年轻的面孔，安安静静坐在缝纫机的噪音里面做活。

【匠心阐释】

在近40年职业生涯中，蔡金昌将全部精力放在服装版型、工艺的研发制作上。他认为服装制作的本职工作并不枯燥。喜欢琢磨工艺的细节，追求精进、创新工艺。他把理念传递给年轻一代，带出一支30多人的设计研发队伍。最喜欢的一句话是“把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

【对话】

设计师名气响,可我只想做工艺师

那不就是件衣服吗？

新京报：做衣服的成就感来自哪里？

蔡金昌：你要去研究效果怎么通过工艺，通过版型体现出来。不做服装的话，对细的东西感觉不明显，觉得都是西服，你有领子它也有领子，你有俩扣它有俩扣，视觉效果差不多。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个做得好，另一个不怎么样。

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效果，结果做出来了，就很高兴。如果别人做出一个效果，我们没做到，就要去琢磨，怎么能做到那个程度。总能发现新的东西。

别人总说，不就是件衣服吗？可是做好了，穿出来感觉真好。

新京报：别人“就是件衣服”，对你来说是什么？

蔡金昌：我也常跟他们（学员）说，不要当成一件西服，每一步都想着在做一件工艺品。要求就不一样了，0.1、0.2厘米的概念，差一点点都不行，怀着这种心态去做它，就能做好、做细。

你看，缝这个针距如果要求2厘米半，缝个3厘米能怎么着？确实不能怎么着，照样能行，但视觉效果不好，不精致，让人感觉东西不值。

新京报：除了“匠人”，你怎么定义自己这类人？

蔡金昌：就是个做事的工人。我老说我自己是技术型的，比如锁扣眼，怎么好看，怎么圆顺，让造型出来，都属于技术。我静得下来，做，就把它做好一点。我喜欢技术，不喜欢管理。现在技术+管理，还是离不开技术。

我就不适合做设计师，成为好的设计师需要有灵感，比如女装、运动装，每年都要有新东西，没有感觉就很累。偶尔搞一两个可以，如果一个月需要设计几个款，那能憋死我。我愿意静静地做事，跟人的性格有关系。

年轻人不愿意进车间

新京报：什么样的人比较适合当手工艺匠人？

蔡金昌：首先要能静得下来的、坐得住，对一个东西不断地去琢磨它，干两下就烦了，那就不行。你看我们都不是太会说，哈哈。

新京报：听你的师傅讲过什么印象深刻的话？

蔡金昌：师傅说，我看徒弟就是看人，看人品，不用一上来技术多强。像我现在对学员也是，做得慢，从头学，这都没关系。不是根据你掌握的程度决定留不留，我们也不考你。主要在过程中观察人，工作踏实不踏实。

看中的是素质，是人，不看技术如何。来了我们再培养，材料好，怎么雕都是好，材料不好就是不行。

新京报：现在想做这行的人还多吗？

蔡金昌：可以这么讲，喜欢学手工艺的人在减少，年轻人不太感兴趣。主要是看到收入的差距，现在做服装肯定不算高收入，这也是学生不愿意来的主要原因。一般也就3000元、4000元，如果能达到6000元、8000元，来的人会更多一些。

另外就是，现在年轻人毕业更愿意进办公室，不愿意进车间。服装专业毕业的去做设计的多，设计师普遍也收入高，更体面、更好听一些。

而且做设计相对来讲内容丰富，设计公司会有时间看市场、采风，制作就相对枯燥一点。

机器代替不了手工

新京报：国家大力提倡匠人精神，会改变这个现状吗？

蔡金昌：有一个好的政策，以后喜欢的人会更多。我觉得只要有人关注，提倡，慢慢会变好。不只服装，各行各业都总归有一些东西不可能全部被机械来替代。

新京报：效率至上的时代，你这么慢慢来能被允许吗？

蔡金昌：慢工出细活。我这个部门主要是设计研发、提升品质，培养年轻技术人才的部门，需要的是稳扎稳打，脚踏实地。那种以牺牲品质为代价，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挣快钱的方式我们是不会做的。

新京报：怕不怕机器代替所有的事？

蔡金昌：服装业是传统+现代，传统工艺+现代设备。机器很好，比方说开口袋，很快，又直又好又标准，不到一分钟就完了，人做这个时间长，可能要二三十分钟，这是设备带来的好处。

但机器始终是模仿手工来的，做过手工的人还是明白，机器代替不了手工。靠流水线的服装厂，可能回答你行，因为手工效率低。但是作为高级定制不一样，做造型要靠手工，我的客人对流水线做出的服装不感兴趣。

新京报：造型上细微的差别，能通过价格体现出来吗？识货的人多吗？

蔡金昌：还是能的，穿衣服能穿出一种感觉，很多人虽然不懂怎么制作，也知道这个好。普通老百姓追求性价比，但懂的会知道好的不可能这么便宜，现在穿衣的人越来越懂了。有客人过来说，你这个就是和别人不一样，能感觉到做得细。

如果沉淀不下来难以出大师

新京报：很多年轻人都不太能沉下来做一件事很久，你怎么看？

蔡金昌：我尊重现实，对自己的学员有心理准备，基本干个五六年，我也不能让人家不走。

学员进来可以专做一块，局部达到要求的水平了，就换换其他的东西做。只要做到每一块都有人，再整体把控组合起来，不见得要求都精通了。

新京报：岂不是未来很难再出现大师？

蔡金昌：理论上，是这样的。大家换工作太频繁了，有些经验要积累，说白了，就需要时间。

比如做一个东西，从最初按师傅说的缝，但怎么就是做不出那种自然的效果，过了一段时间，慢慢地，才找到感觉。可能就是累计100小时就能达到，到不了100小时就是达不到。

新京报：你现在能完全放手吗？

蔡金昌：现在有些东西没办法整体放下去。版有人了，“撇”还不行，只能我画好，他们帮忙来剪。“撇样子”涉及经验，需要对整个东西了解更深。不能说肥一厘米，就一下剪掉一厘米，要考虑服装整体协调。比方说，客人送来说裤子肥了一厘米，从哪个位置去，是需要经验的。

【同题问答】

“把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

1、坚守给你带来最大的快乐和痛苦是什么？

答：痛苦谈不上，快乐就是所取得的成果，比如培养学生，非常满足和高兴。

2、你觉得在事业上，最值得珍惜的是什么？

答：时间。如果有很多时间利用得好，可能更多地做一些事。

3、你的座右铭或者你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什么？

答：把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

4、你最希望拥有哪种才华？

答：好像没有。现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上，就想着带好徒弟，没想那么多。退休后可能。

5、你最恐惧的是什么？

答：没有什么值得怕的，真没有。

6、能用一个词来形容你目前的心境吗？

答：踏实。

7、最看重朋友什么特点？

答：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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