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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裁缝的“双十一”:为改爆款衣服,一天只睡两小时


来源:品牌营销中心    更新时间:2016-11-15 13:12:00   浏览次数:2685

1207亿元。

这是11月12日零点阿里巴巴公布的“双11全球狂欢节”旗下各平台的交易总额。阿里巴巴的交易数据每5分钟就刷新一次,据称吸引了超过全球600家媒体。

而此刻,北京东五环外中国传媒大学附近的一间店铺里,56岁的于国仪早已入眠。他要多吃多睡,为随后即至的“挑战”贮存体力。

于国仪是个裁缝,虽然琢磨不太透年轻人对网购的狂热,但近几年对淘宝爆款倒是门儿清。2015年“双十一”后的一周,他收到了三四百件要改的衣服,“有些连标签都没有撕下来”。他日夜赶工,累了就趴在缝纫机边睡一会儿,还没到能喘口气的时候,“双十二”又来了。

一年后,这种超负荷的裁缝生活毫无疑问又会重演,送到他手中待改的衣服只会更多,他将再次亲手触摸互联网对生活的改变。2016年“双十一”,淘宝系的交易额超过10亿元只用了52秒。仅仅6分钟后,成交额超过100亿元。截至当天中午12时,天猫服饰交易额破亿的商家就有24间。而2009年阿里巴巴首次推出“双十一”时,整日的成交额仅5000万元。

那时,于国仪在东三环双井附近街口开着一间裁缝铺,离富力商城不远。一条小巷拐进去,三家门面铺子并排开着,除了他的铺子外,从前一家是卖布的,一家是卖衣服的;后来,一家是卖零食的,另一家还是卖零食的;都是靠着商城带来的客流维持。有段时间,客人到邻家买衣服,他凑过去说这衣服袖子有点长,最好轧个边,客人连连点头。后来客人来买零食,他依旧上下打量人家的衣服,说这儿得改改,客人白他一眼,付钱就走人。

那些比于国仪处境更好的裁缝,则在大商场电梯旁或超市旁的角落里,安静地守着一个面积不大的裁缝铺,为人量体裁衣。他的老乡张建华,便是如此。张建华2002年就在劲松的一个商场驻店,商场一层卖衣服,一层做衣服,离于国仪的裁缝铺不远。

“驻店那四年生意特别好,一个月的流水就有两万多元,还出钱雇了帮手的工人。”张建华告诉《博客天下》。但商场在2006改装成了利润更高的眼镜城,张建华只得撤了出来。

他们从小地方来到大城市谋生,只能靠着一针一线的手艺活谋生。他们在做着小生意、过着小日子的同时,恰逢这些年“双十一”形成的轰动效应,旁观了实体店潮落,也见证了网店浪涌。这些年来,他们的手艺活越发纯熟精进,他们的裁缝铺则从光鲜亮丽的大商场撤进居民楼的小商铺子。

在那里,他们成了光鲜口号“互联网改变生活”下最末端的一环,还没太弄明白互联网是怎么回事,就开始没日没夜地埋头改着淘宝爆款衣服。

于国仪已经准备好了。待买家收到新衣服的包裹,就该到他忙活的时候了。准备好的,还有他的钱包。于国仪平时月入6000多元,“双十一”之后的两个月,收入翻番没问题。

一门手艺在手,他很少愁自己没饭吃。于国仪喜欢套用《霸王别姬》里的话:不管经济怎么变化,是个人他都得改衣服,那不改衣服的,他也是人,不过是不知道收拾自己的野人。那还是他年轻时看过的影片,二十多年了。那时距中国向海外发出第一封电邮刚过去五年,网购还像一场遥远的梦。而从那时候起,于国仪就有一门固定的生意——每年冬天时给棉衣缝内口袋。春节前夕,辛苦了一年甚至多年的打工者乘火车返乡时,喜欢把挣来的钱揣在内口袋里,以防被偷。

年复一年,这早已成了他的“下意识技术”。以至于这些年每年春节前后,有时看到递过来的棉衣,他下意识的第一个反应还是先拆了,然后缝内口袋。

不过自从搬到中国传媒大学附近,“双十一”来了,“双十二”又来了,各种尺寸、剪裁标新立异的衣服也送来了,他需要的是机械地重复拆衣服、改衣服的动作。来来往往的一半是学生娃,他不好意思和跟闺女一般大的学生抬价,“就挣个辛苦钱”。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学生吃学生”的于国仪,现在每天接的单子百分之七八十来自网购。凭借多年的经验,他看看款式,摸摸材质,大致就能判断哪件衣服是网上买的,偶尔问一句,通常猜的八九不离十。

顾客的要求也越来越复杂,不仅是改袖口这样传统的活计,随着网络爆款和更加个性化服饰的出现,衣服需要整体拆卸的情况越来越多。不论张建华还是于国仪,都会频频接到十分复杂的需求。尤其是在2010年到2012年之间,那也正是淘宝等互联网电商蓄势待发之际。在新闻上,这被视为电商对实体店形成致命冲击的开始。

于国仪回忆,大概就是那个时间之后,送来修改的衣服尺寸越来越“离谱”。如果说以前改衣服的概念,是截袖口和轧裤腿,或者加上收腰。那么,从五年前开始,衣服需要整体拆卸的情况越来越多。

网购悄然成风之际,也是他们老家服装厂订单开始暴涨的时候。电商这架机器上马运转,吞吐巨额订单,并奉上大量工作机会以及财富。那时候,90年代出来的老裁缝陆续返家,新一茬裁缝熟手还没练出来。“2010年前后,裁缝很少可以有周末过。”于国仪回忆。

那也是张建华最拼命的时期,他掐着闹钟,一天只睡两小时。他从别人那儿听说有个当裁缝的老乡比他还拼,24小时没合眼,最后猝死在裁缝台上。张建华原来是急脾气,可就在每日营营役役的忙活中,“性格也在一针一针中给磨平了”。

针线还没有磨掉的,是张建华对周围环境变化的敏感。2006年之后,张建华发现顾客陡然增多,但钱挣的似乎没有感觉中那么多,而且接手的衣服越来越旧,似乎有人把压箱底的存货也拿来改。“隐隐感觉好像那个时候经济有点不景气”。也是在那之后,他感觉到了从业生涯中清晰的分野,“在那之前接的活儿,是做衣服和改衣服八二开,现在倒过来了,成了二八开”。他有些无奈地说,衣服越来越便宜,没人要花时间做了。

2011年,张建华尝试与一家卖婚庆礼服的实体店合作驻店,店主接手那家店铺时,月流水尚有40多万,不料经营了一年多,店铺就倒闭了,张建华只得重新漂回“一个人的江湖”。

张建华巡览过一些感兴趣的商厦,但店租早就超出了他的承受能力。现在,商场里的裁缝铺不是高端品牌的驻店,就是大型连锁改衣店,个体经营几乎已经绝迹。曾经在劲松的商场里跟张建华打过扑克斗过嘴的裁缝们,早就一半回了老家,一半像他和于国仪一样星散到了北京城的角角落落。

与于国仪“外迁”到东五环不同,张建华逆势“挺进”CBD,在东三环大望路华贸附近的小区开了一间夫妻改衣店,如今正经营的红红火火。

10月15日,记者见到张建华的那天,他把记者拉到了裁缝店常用的高亮灯光下,从领口到裤角看了个遍,略略沉思片刻,开口道:体形挺好,但衣服款式不行,得多捣饬捣饬;还有就是衣服袖子太长,不精神,得改。

指着袖口,张建华说改掉需要80元。

“可这件网上买来的衣服只花了200元,根本不划算。”

“所以你看,这就有了矛盾。”张建华说。网上的衣服都便宜,客户不可能掏太多钱去改,于是裁缝只能薄利多销,“把自己累个半死”。

小额订单多到令他心力交瘁时,张建华开始考虑转做高端,“修改一件迪奥衬衫和一件杂牌布料衬衫的用工几乎没什么区别,但在市场上定价就差远了”。然而在市场上,国际高端品牌大都有自己的驻店裁缝,而且客户不太在意价格,消费惯性一度令张建华颇费脑筋。

受到儿子的启发,他瞄上了网络,先是各大本地论坛,再是口碑网,现在主要在大众点评和百度上经营。他深知好评的重要,总是用谨慎和笑脸小心翼翼地交换,日积月累下来,慢慢有了自己的客户群,也有了底气,客人甚至愿意开车四十分钟到他的店里改衣服。

在华贸附近的居民小区里,他十来平米的店里一字排开八架机器,“一般裁缝店里顶多四架”。像炫耀藏家宝一样,张建华热情地指点:这个,专门改皮草的;那个,专门改皮衣的;桌子底下的,专门改弹力较强的衣裤;柜子旁边的,是专门做钩织的……

张建华的手指扫过我面前挂了一整排的服装,语气轻描淡写道:都是几千块的。

凭经验,张建华推测“双十一”后再过一个多礼拜才能感觉到增单。不过,这两天他发现小区里来来往往的快递三轮车明显多了。11月14日这天,他在自己的裁缝铺门口指给记者看一辆中通的运货车:这车平时也来,但箱子根本装不满,今天都冒尖了。

于国仪和张建华不同。如果是改记者那件衣服的袖口,张建华要80元,于国仪说45元就能改。

经常跟一些前来改衣服的年轻人打交道,他能清晰地感觉到,尽管各大商厦的租金越来越高,不少衣服却越来越便宜了,尤其是“电商的价格战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更何况,有些衣服修改的难度并不高。“网上每年的爆款其实就那么几种。”于国仪说。譬如去年很流行短款牛仔,很多款式非常类似,只是这里破个洞,那里增加几个字母或者条纹,但像他们这样的内行,看一眼就知道是一个套路。

还有字母卫衣,于国仪接手过上千件这种衣服,大部分只是图案颜色不同,“一模一样的,就连抽拉绳的松紧度都差不多”。他观察,这样的卫衣如果出自大商场的品牌店,厚度、手感,都和他接到的这些完全不同,款式虽然看起来像,但多少有独特别致的设计。

他们这些还留在北京的裁缝,大都租下了商城附近居民区的临街店铺或者半地下室。毗邻的商城依然是他们的客源地,每个月至少要去逛一次,招揽可能的客户,还有就是摸清当下流行的款式和价格。

同时他们发现,商城确实越来越冷清了。2015年的统计数据也进一步确认了他们共同的感受——北京高达82.6%的零售都是在网上进行的,而全国网购的增长速度大致相当于实体店销售额增长速度的三倍,网络零售市场规模从2010年的不到1万亿元增至2015年的3.2万亿元。

网购的疯狂增长,无疑让于国仪和张建华尝到了更多甜头。客人在实体店买衣服,如果不合适通常不会买,很少有人拿新衣服过来改;但网购不一样,如果衣服很喜欢,只是尺寸不太对,修修改改总比退货方便。

于国仪举例,一件标签19.9元的衣服,无论要改哪里,费用都至少与衣服等价,甚至更高。因为衣服太便宜,客人其实不在乎加一点修改费。他估算,有些衣服钱加上裁剪钱,可能仍然低于它的拿货价,这还不包括包邮。

这几年的“双十一”之后骤增的改衣需求,让于国仪有些吃不消,他已经56岁了,缝纫机频密跳动的针脚有时让他眼晕,顾及身体拒掉了一些单子,要不然月收入“翻三番都有可能”。

“或许再干两三年,我就回江苏老家去了。”他告诉《博客天下》。前些年网店兴起时,他在北京的一些裁缝朋友陆续回老家开了布店或服装店,但随着价格越拼越低,有些服装店已经倒闭,但老板的手艺也生疏了,眼睛的准头差了,没法继续做回裁缝了。与此同时,裁缝们在北京的老乡聚会已经很多年前就没有了。现在只剩三两个熟人偶尔还会跟于国仪见见面。

2015年,张建华的儿子上高中了,老婆回去老家陪读,店里只剩下他一人。记者找到他时,他说不忙,其实他忙得很,手里压着一堆活,“只想找个人说说话”。

跟那些老裁缝一起撤退的,还有他们曾熟悉的商场。

一周前,十里堡的华堂宣布倒闭,这个对老北京人而言地标式的商场,在过去十年见证着去“商场压马路”从兴盛到坍塌的急速下坠轨迹。从2014年开始,中国的百货店从北上广开始陆续倒闭。仅2015这一年,便有114家大型商场关门谢客。

可以肯定的是,1207亿这个数字到明年的“双十一”还会再次被翻出,并且有极大的可能是被更耀眼的数字刷新。

“网购代替实体店购物的趋势,对裁缝来说算是利好。”于国仪说。尽管他的裁缝铺在偏远的东五环,但他守着的是中国传媒大学。在2016年下半年,淘宝头条联合阿里研究院发布的一份中国重点大学网购报告里,中国传媒大学位列第三,在“最爱穿衣的重点大学top10”名单里,它位列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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