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起来烫手的暖气片、冒着白烟的大烟囱、垒成小山的煤堆子、满脸煤灰的锅炉工……在北京人关于冬天的记忆里，这些元素是不可或缺的。

　　每年10月中旬，北京就会出现一批来自周边省市的季节工，他们在北京烧锅炉，春节都无法与家人团聚；次年暖气一停，他们又收拾行囊离开这座城市，回家操持农活或打零工。冬来夏走，周而复始。这群温暖北京的“候鸟”，最多时超过两万人。

　　近年来，随着技术提升和“煤改气”的推广，“烧锅炉”这份苦差事也开始变得轻省、干净了。一部分“候鸟”冬天不再来，也有些“候鸟”选择了留下，比如49岁的周金明和37岁的朱果。在他俩眼里，“煤改气”不仅给北京带来了更多的蓝天，还改变了他们的工作环境，悄悄改变着他们的人生。

　　白衬衫

　　早上5时50分，天还黑着，西北风呼啸着划过窗玻璃。鲁谷供热厂运行车间班长周金明准时醒来。烧了十几年锅炉，生物钟比闹钟还准。

　　醒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床头拿过手机看看实时天气预报：零下3℃，风力三四级，最高气温会在0℃以上。周金明的心里踏实了不少。对锅炉工来说，好天气就是好消息。拉开宿舍窗帘，对面就是灯火通明的运行车间，侧墙上10根不算太粗的烟囱一字排开，4根冒着白烟。

　　周金明有些恍惚——如今，一根烟囱对应一台燃气锅炉；而在过去，这里只有一根120米的大粗烟囱，像他这样的老工人，一看烟的浓度，大致就知道锅炉烧得好不好。

　　1998年10月，周金明离开老家河北沧县高川乡东芮屯村，带着对大城市繁华的期待来到北京。可从地铁1号线八角游乐园站一出来，周金明就愣了——除了一条大马路和路边几栋矮楼，其他就是小树林和菜地，远处的大烟囱成了最明显的“地标”。“和县城差不多啊！”

　　终于到达目的地——鲁谷供热厂，班长王诚斌是周金明的老乡，也是厂里的元老级“候鸟”，1994年建厂时就在这里。进到宿舍，他告诉被分到司炉岗位的周金明第一句话是：以后别买浅色儿衣服，没机会穿。

　　果真如此。上班第一天，周金明就跟着班长抡着大锤碎煤，半天下来，身上那件浅蓝色的衣服就看不出底色儿了，洗都洗不出来。

　　从此，“候鸟”们一水儿黑衣黑裤，为了省事，有时干脆同一款式买上两三件换着穿。一次，周金明要去学校开家长会，女儿嫌他穿黑衣服老气，可到商场转了一大圈，他还是给自己买了件深色外套。

　　2008年，老班长王诚斌退休时，特意换了件浅色外套到厂里和大家告别，顺便带来了一个消息：市里正准备“煤改气”，“听说上班都能穿浅色衣服。”老班长的话让大家有了盼头儿。可这一等又是4年。这4年里，“穿白衬衫上班”成了挤对人“干活儿不出力”时比较“含蓄”的说法儿。

　　2012年3月供暖刚结束，一支施工队进了厂子，把工作了十几年的5台燃煤锅炉全拆了，叮叮当当一个夏天，10台崭新的燃气锅炉接了班。紧张的调试、打压、试水、点火，又一个供暖季来临时，大伙儿发现，厂房干干净净的，空气里不再弥漫着呛人的黑烟灰；不用抡着大锤砸煤块了，“候鸟”们每天盯在总控室里看着电脑“烧锅炉”；单位给每人发了两身浅灰色工作服，代替穿了十几年的深色老款。周金明也一口气买了好几件白衬衫，“自己不说，别人还以为我是个白领呢。”

　　“候鸟”停飞

　　窗明几净的总控室里，周金明坐在电脑前，眼睛紧盯着屏幕上显示的运行锅炉的各种参数。这时，他的手机响了，来电显示“刘举”，周金明交代了一句，走出了房间。

　　刘举曾经也是一名来自河北的“候鸟”，在周金明负责的司炉班干了7年。2012年“煤改气”后，他离开北京回到老家张家口，依然干着烧锅炉的老本行，如今是一家供热厂的司炉工班长。

　　“啥事啊，老弟？”周金明知道，当班时间刘举不会打电话闲聊。原来，他们厂锅炉最近总“闹脾气”，炉内温度超标，找不着病根儿，刘举想到了老班长。经验丰富的周金明询问了一些参数，最后建议刘举检查一下水质，是不是水硬造成水箱结垢太多。挂上电话不一会儿，刘举的短信来了：姜还是老的辣，啥时候过来聚聚。

　　周金明的手机里，存着近百位来自天南海北的“候鸟”工友的电话，时间短的共事过两三年，长的超过10年，同吃同住，一起干活，谁的呼噜响、谁的笑话多，了如指掌。曾经，每年冬季来临前，他们都会“飞”来北京，和周金明一起为千家万户送去温暖；如今，这些“候鸟”天各一方。

　　当年，他们合着北京大踏步发展的节拍聚在了一起。

　　随着一栋栋商品楼在周边的空地拔地而起，鲁谷供热厂的供热面积已经从建厂初期的不足100万平方米增加到200多万平方米，短期用工量也随之节节攀升。最多时三班倒的锅炉房一个班次就需要20人：抄表1人、司炉5人、放灰2人、司泵2人、加煤10人，如果算上维修人员、电工等，一个班次至少需要30人。

　　烧锅炉是个力气活儿。鲁谷供热厂一个采暖季就需要消耗5万多吨煤炭，平均1天烧煤超过400吨。达不到全部机械化，经常需要人工填煤、除渣、碎煤等，又脏又累。“这活儿，本地人、年轻人不爱干。”周金明记得，2003年司炉班好不容易招来一个北京小伙儿，干了没两天，衣服一挂就走了，连招呼都没打。

　　于是，季节锅炉工应运而生，他们家在外地，能吃苦，不嫌脏，冬来夏走，逆温“飞行”。到2011年底时，这群供暖“候鸟”超过了两万人，占了北京供暖大军的半壁江山。

　　2012年全市大规模“煤改气”后，烧锅炉的技术含量提高了，劳动强度和用工人数却降了下来，不少“候鸟”停飞了。周金明掰着指头一算，如今，10台气炉子比过去燃煤炉数量翻番，但当班人数满打满算只需要12个。

　　不光人少了，工种也发生了变化，烧燃煤锅炉时的除渣、看泵等岗位没了，不少老司炉工都转岗干起了维修或上门收供暖费去了。岗位技术要求也逐渐提高，单位新招来一批北京小伙子，其中还有几个大学生。“这在过去想都不敢想。”

　　同工同酬

　　离开老家山西大同市阳高县朱家窑村来北京时，朱果还是个20岁不到的小伙子，留在老家的父母每逢过节都唠叨，啥时候领回个对象啊。当时，390元的月工资拿了好几年，连房都租不起，只能挤集体宿舍，更别提谈对象了。“女孩嫌我工作不体面，挣钱少。”

　　朱果特意打听过，原来，属于劳务派遣的他们和正式职工在收入上存在一定差距，同工不同酬，这让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儿。每次代表单位上外边儿开会，介绍时人家总会不经意地说：“这是厂里的临时工。”虽无恶意，但听着不舒服。

　　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为“候鸟”们带来了曙光，用工单位开始依照法律实行同工同酬。朱果第一次拿到了和正式职工一样的月工资，收入有了不小的提高，还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大伙儿干起活儿来更带劲了。”

　　更大的转机还是源自“煤改气”。2012年，鲁谷供热厂并入市热力集团下属的科利源热电有限公司，新单位第一次跨过劳务派遣中介，与长期在岗并愿意留下的“候鸟”签订了正式劳动合同，朱果终于成为一名正式职工。多年的夙愿达成，他喜极而泣。

　　如今，已是机修岗位技术骨干的朱果通过了高级钳工技术考试，还连续两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成为厂里的“顶梁柱”。听说明年还要改革岗位竞聘制，“到时我想去试试。”最近，他结识了一位北京姑娘，热恋中的他每天脸上都挂着灿烂的笑容。

　　原本以为“煤改气”后不会再有新“候鸟”了，可今年供暖季前，车间里又来了两位新人，其中一位姜玉忠还是周金明的河北老乡，平时在家务农，供暖季到北京供热单位打工。说是打工，可他们都是先经过了岗前培训并取得资格证后才上的岗，并且严格按照《劳动合同法》享受各项保障待遇。像姜玉忠这样的新“候鸟”，光热力集团就有近200人，虽是劳务派遣工，但各项待遇都和正式职工一样。“可比我们那会儿强多了。”朱果感慨。

　　供暖“候鸟”之变，折射出的是城市之变。

　　供暖设备、能源结构在变，与供暖相关的人员和制度也在变。从1998年至今，全市陆续改造了超过1.7万台燃煤锅炉，清洁能源供热面积超过6亿平方米，占全市供热面积的80%。按计划，明年城六区供热将基本实现无煤化。

　　更加清洁的能源，带来的是更加澄澈的蓝天。但在这些悄无声息的变化背后，始终不变的是供暖工人辛勤的劳动和寒风凛冽中的汩汩暖流，伴我们度过一个个温暖的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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