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少爷门儿们耳熟能详的“制服诱惑”中，诱惑你的哪里是制服，但制服在其中所增加的征服感也功不可没。那么，在一本正经的世界里，制服本身有多大诱惑？

为何制服总是泛滥

即使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中国2009年国庆阅兵万人同步的澎湃之势也是所有制服群体的巅峰。作为国家主义情感的咖啡因，余音绕梁十年不绝。不过，制服之所以成为任何军队和准军事职业不可或缺的元素，却不是只为表演。它的最典型含义是标记穿着者被政权赋予的合法掌握强大杀伤力或行使一定社会强制力的特权，穿着者则因此以国家保卫者身份获得尊崇，或以正义守护者身份受到社会敬畏。穿着者具体是否胜任或为社会满意是另一回事，制服至少在抽象意义上塑造了这个形象。

尊崇和敬畏是社会普遍向往的稀缺资源，更不用说强制力可能寻租的实际利益，因而，除了个体在体制内争取权力，在群体层面上，欲获取这些资源和利益，“一张皮”的作用举足轻重。虽然“皮”的背后应当是法律的授权，可是相对于旺盛的需求，这种授权实在供不应求，难免浑水摸鱼。结果，对真正得到全面权力保障的海关、工商、税务、质检、卫生监督等行政执法机构，制服更像是一项多余的福利，倒是从城管、协警到停车收费员和小区保安等可能授权不明、灰色空间巨大的边缘地带，制服成了必需品。

在形式上，这张“皮”的外观自然会从正规军、警两个嫡系标准版本开始延伸和模仿。因而每次正规军、警大换装后只需数年，总会有一些乡丁、团练式的“临时工”与“羽林郎”、“锦衣卫”们鱼目混珠，共享威仪。与伪造和冒充者不同，这种权力标记的扩散多少都有基层政府或相当的权势认可。对这种借权、借威的强大需求，军警换装后必然出台的严肃新制服生产和使用制度的法规往往无法抵挡。即使常服管理严格，迷彩服仍是个好机会。

更无法阻挡的还有借制服追求尊崇和自豪的需要，因为这种需求往往簇拥在“祖国”的名义之下，不便非议。2014年国庆前北京市一些高校的国旗护卫队举行会操，就再次上演了这样的凌乱游戏。虽然国旗和学生是真货，但学生们身上包括现役07式军服在内的国家武装力量外观却没有任何授权，只是因目的崇高而无人追究而已。

到了北京某游乐场的儿童职业体验项目就更过分了，孩子们居然亲身体验起了“开国大典”。诚然，西方历史爱好者也扮演华盛顿、林肯再现某些庄严场面，但北京这些娃娃们显然没有复刻历史的能力，这不过是将爱国COSPLAY化而已。当然，也有父母甘为社会基石，让自家孩子穿上七长八短的警服甚至城管制服，从小体会强力机关捍卫美好生活的责任。

到了市委书记阅警、城管阅兵，以及“升司旗，奏司歌”，遍地的企业军训，制服代表安全和正义的崇高实在绷不住了。还是时装业有素养，不时闹点“军装风”，也主要助力性别中性化和野性元素，而且从不戴什么徽章，点到为止，不给权力秩序添乱。

哪来的正规？

由此看来，制服等外观的“正规”是一件挺要紧的事。这使人联想到两年前一次驻港部队阅兵中，女兵分队齐步行进时摆臂高度明显向英军靠拢。对这一争取更适应香港市民习惯的举动，大陆各种军事论坛上一时狼烟四起，称其为迎合当地人的殖民心理，将使部队软弱涣散成英军那样的“草莓兵”。

其实这些口诛笔伐的理由只有一条——“难看死了”。殊不知美丑不论，关键在于大陆公众已习以为常，封为“最美”的动作，原本也是舶来品。回想历史，开国大典上的队列动作就学自敌方，亲近、正规如苏式服饰操典，也曾被弃之如洪水猛兽。重提正规化、出台队列条令都是近30年的事，而其中采用的现有“正步”也非汉唐遗风，追根溯源可至普鲁士军队的“鹅步”，顶峰则在第三帝国。

实际上，今天中国制服外观上的很多样式，所学习的对象都可能比中国现代军队的历史长。中国漫长封建史遗留的军事制度以晚清八旗军的惨败而被埋葬，近代意义的常备军产生于16世纪的欧洲，而现代军服的源头则是与军乐队一起，作为激发士气和忠诚、保持纪律的工具而产生的。

现代军服演化史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历朝强大者都为使自己显得更强大煞费苦心，16世纪法国国王弗兰西斯一世曾创下一件服装有15000颗金纽扣的纪录；18世纪掷弹兵的高帽极力使人高大，普鲁士轻骑兵还长期在帽子上戴着骷髅图；英军士兵著名的腥红军服则留下“不易被敌人的血弄脏”的轶闻（其实是因为17世纪中叶茜素红染料相对便宜）。

沙俄末期，包括官员、医生、律师甚至大中学生在内，全国近1/10的男性都有制服，其硕大的肩章尤为体现斯拉夫人对等级的迷恋。1917年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被捕就被剥掉了昂贵的专用肩章，被他视为没齿难忘的兽行。二战前夕在苏军身上重现的肩章、硕大的将星和裤管上醒目的红条纹重新暴露了出身贫寒的大部分军官对荣耀的渴求。

第三帝国的制服巅峰已堪称一种文化，几乎令后世研究者忘记其罪恶。比如德军士兵胸前挂着的半圆形金属牌源自古代的护喉甲胄，党卫军全黑的制服据说是因为希姆莱崇拜耶稣会士的黑袍所代表的神秘邪恶。第三帝国对社会等级的痴迷更无人能及，老火车司机的礼服也挂着华丽的宝剑。以个人论，这一时期“制服中的战斗机”当属戈林，他有陆军、党卫军和空军的上将制服，但还是最爱亲自设计的礼服和镶嵌珠宝的指挥棒。希特勒开创的党魁在服装上既要低调又不能与任何人雷同的传统恐怕直到勃列日涅夫才打破。由于战力疲软，在服装的复古和华丽上比德国尤甚的意大利军队就成了笑柄。即使被俘，他们的军官和高级军士也携带着礼服、仪仗服，甚至有羽饰的头盔。

作为大战胜利者的美军也有考究的一面。由于只有巴顿入迷，很多人难以相信可自行设计服装是美军高级将领的传统特权。借助镀金纽扣、闪亮头盔和象牙柄手枪，巴顿以“随时都象阅兵一样”的存在感自信爆表，尽管坦承内心未必总是自信。但是，美军的盛装之风到后世只保留在西点军校镀金纽扣呈V形直到两肩的礼服，以及海军陆战队带鲜红宽条纹的蓝色裤子、镶红边的黑上衣、白色大檐帽和白色皮带上，主流仍是怎么舒服怎么来，这从二战中以艾森豪威尔命名的高腰夹克开始，一直延续到“密苏里”号上日本投降仪式时麦克阿瑟的不羁装束——卡其布军裤和开领衬衣，不佩任何勋章、连领带也不打。

战后美军服饰更以实用和平等主义为潮流，有时甚至没有明显的官兵差别。贝雷帽风行后，一些精锐拼命抗议才阻止其他部队也戴上与自己同色的贝雷帽。就连朱姆沃尔特上将70年代为摆脱越战阴影而特意美化的海军新制服也在5年后就被传统水兵服复辟，因为水兵们更在意像不像正宗的水兵。

无法抹去的痕迹

可见，军服并无永恒的正规，近现代各国的军服远不像民族服饰那样稳定，它的多变其实与军制、武器和战术等所有先进战斗力的引进、效仿直接相关。

由于体系的庞杂，本文仅以帽子为例，追溯一下中国学习西方的过程。

众所周知，如果不学习西方，包括其“号衣”在内，晚清八旗军已彻头彻尾毫无出路。清末编练新军时，在礼服上短暂地采用过普鲁士尖顶盔。

现代军队最早的军帽——三角帽源自17世纪在多雨的弗兰德斯地区的西班牙士兵所戴的宽边圆帽，帽檐从两侧向上卷起，别在头顶和脑后形成三角形，以避雨水流到脸上（在雨衣发明前这相当实用）。这种帽子被法军在欧洲扩散后，又于18世纪末演变成拿破仑时代最典型的装束——双角帽，也是将宽帽檐前后折起别住形成拱形。鲜为人知的是，中国1931年的海军军官礼服就效仿了已被英、法、美、日等国采用的这种双角帽。源自18世纪匈牙利轻骑兵的筒帽（shako）以其顶部高耸的羽饰著称，自1800年后成为各国陆军标准装束，也曾出现在中国北洋时期多种高级军官礼服中。虽然笨重，它至今仍在西点等军校学员和仪仗队沿用，陪伴“大帝”普京的克里姆林宫卫队近年也恢复了沙俄皇家近卫军的这种帽子。

源于19世纪30年代“非洲盔式帽”的法军平顶帽（kepi）由轻便得多的藤条框和布帽罩构成，至今是法国陆军标志。这种帽子随克里米亚战争被美、俄等多国效仿。在中国，它也出现在民国时期一些军服上。

中国军队现有的贝雷帽的西方来源有目共睹。这种平顶羊毛软圆帽源自法国和西班牙边境的巴斯克农夫，19世纪80年代法国组建“高山猎手”山地部队时率先使用，立刻以其便宜、容易生产、卷起来可塞进衣袋而风靡军界。因多为各国精锐部队采用，解放军90年代末引入了贝雷帽，但立刻遭遇文化冲突，紧贴头顶歪戴的个性范儿让很多人不得要领，有人甚至向厨师帽学习，像外军一样将其折叠塞入软肩章下者则招来首长质问“谁允许的”。由于一直有不适合中国人脸形的评价，恰好现行条令规定着夏装时可戴大檐帽也可戴贝雷帽，据说贝雷帽已在很多部队惨遭闲置，大有被扫地出门的可能。

首先于1811年成为沙俄陆军军官作训帽的大檐（沿）帽也为代替笨重的筒帽而生，随后经普鲁士、英国推向全球，20世纪全面普及。1811年沙俄海军将它去掉帽檐，就成了现代世界通行的水兵帽，到美国海军手中又演变成边缘直立的白帆布水兵帽。

著名的中国“解放帽”从40年代末一直用到80年代初，其前身——红军时期的“列宁帽”在样式上也源于大檐帽。因为从一开始，大檐帽的硬内撑就不便于收放（在前沿的军官经常把内撑扔掉，德军1934年为军官配备了帽顶更小、无内撑、软帽墙、皮帽檐的可折叠大沿帽，称“老式帽”）。在制服文化浓厚的沙俄社会，大檐帽在普及到多种劳动者身上，甚至融为俄罗斯民间服装一部分的过程中，演变成了列宁头上那种虽仍有帽墙、帽带和帽檐，但帽顶已完全软化的便帽。

当中国红军直接借用苏联式样时，对其源流并无兴趣，但在比较讲究的使用中又将其捏为八角，被后世称为“八角帽”，其实也是无意中向最初硬顶样式的复归（shako的一种方顶变型从1784年起为奥地利枪骑兵使用，后随参加拿破仑战争的波兰军团带到东欧，因而波军至今沿用四角方形大沿帽）。中国的“70后”小时候能得到一顶解放帽，常有无师自通的偏执玩法——将帽顶捏出棱，甚至内藏软树枝撑成大檐帽，可见男性内心中外相通的那点头顶的虚荣。

船形帽曾于50年代初被中国从苏军引进并昙花一现，其实这种相当普及的现代军帽源于19世纪90年代的奥地利帽，另一个源流是侧面看顶更圆的Torin帽，特点都是有可折向下的部分，用于坏天气时耳朵和后脑的保暖，但更多地还是因可折叠或塞入软肩章下的便利而风靡。

因民国军队和八路军的使用而名垂青史的带舌野战帽源自一战前德国和奥地利山地部队的有舌“滑雪帽”，主要特征为有可翻下的护耳，平时用两颗扣子固定在前方。在非寒带使用时，出现了带长帽檐、假护耳、帽冠略低、由斜纹棉布制成的样式。从1943年起，它成为德军全军标准野战帽。而至今令国人恨之入骨的二战日军战斗帽也与之类似，只是顶部更小，但日本可不是这么晚才学习西方，此帽应该是以平顶帽在后世的某些变形为来源。

二战后美国陆军在M1943式制服基础上推出的M1951式配备了软顶野战帽（也称巡逻帽，可戴在钢盔内）。虽然其硬帽檐类似棒球帽，但它在朝鲜战场时其实还有一块可折下的法兰绒护耳，彰显了德军野战帽的渊源。朝鲜战后取代它的李奇微帽更硬，并因被卡斯特罗常年佩戴而全球闻名。虽然1962年出现了更类似棒球帽的热带野战帽，但越战中它已被取代，直到1981年重出江湖，2011年再次成为美军制式服装。由于美军风行将野战帽顶部捏出直立甚至外展的棱边，常被中国人误称为“八角帽”。棒球帽作为传统棒球服装的一部分最早于1860年出现于布鲁克林“精益”队，主要用于遮阳，圆顶，有长檐和顶纽，前部一般绣有醒目的球队标志，有的后部可调大小。40年代形成今天的样式后，一直在美国和一些东南亚国家海军与工作服配用，但中国自87式服装开始采用的作训帽其实源于美军野战帽而非棒球帽。

至于在中国特种部队近年配发并风行的一种宽檐软帽——奔尼帽（boonie hat，源于美军俚语boondocks，“山地”之意），看似来自越战时期美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有人还称之为近年的“黑马”，其实有更长渊源。它源于爱尔兰渔夫或农夫用的桶帽（bucket hat），后者用帆布或牛仔布制成，宽宽的下斜帽边便于遮阳防雨，后流行于英国上层的户外活动。受英军早期一种湿热地带制服影响，二战时在东南亚作战时的澳军就将奔尼帽（他们称giggle hat）作为制式服装，改进是帽檐更硬，顶部缝一圈带子用于插树枝伪装，用暗扣将两侧帽檐卷起后又成了澳式牛仔帽。1967年美国陆军将奔尼帽作为带防蚊网的丛林帽配发，一直沿用到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也变化不大。

中国现行警服与西方的关系同样一目了然，尤其是率先为女装直接引进了美式卷檐帽，曾令人耳目一新。不过最近几年，或许对美军厌恶和鄙视渐长，最新的仪仗女兵服装将卷檐帽的帽檐大大收缩，几乎重回折檐的八路军帽（其实也源于德军野战帽）。

可见，军队之间自古强者为师，学了就是学了。在制服领域发扬民族主义难度颇大，回到秦汉当然可以不学，但古代事物如何配套现代装备和文化，国人又能否习惯，有点挑战性。将俄罗斯视为唯一亲近可学的外部借鉴，也需要更善于遗忘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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